《风筝》中的副政委袁农（原为主任）可能因为演技太好，让观众对他产生了不喜欢的情感。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，袁农和《特赦1959》中的贺春年有些相似。两者之间的相似并非历史人物之间的相像上海股指配资，而是演员的相像——这两个人与其历史原型的关系并不直接。
贺春年是一个完全的好人，而袁农的背景则充满疑点。至少在《特赦1959》中的“军统三剑客”曾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提到，袁农曾经是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，但他最终叛变。捉拿他的人正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徐远举，这位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角色复杂，与袁农的关系也颇为曲折。
《风筝》中的袁农在重庆地下党担任负责人时，有一个谜一样的故事：他是如何从卡宾枪的扫射和汽油的火焰中幸存下来的。虽然历史上确实有地下党员成功从渣滓洞和白公馆逃脱，但从剧中的描写来看，袁农不可能幸存下来。除了假设他在火灾爆发前就已被释放外，其他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重庆地下党在战时的领导人包括第一、第二负责人，后来两人都被徐远举抓捕并最终叛变，沈醉本人也曾目睹这些叛变，且对此深感轻蔑。
展开剩余71%沈醉在《人鬼之间·徐远举的特务生涯》一书中回忆，1948年春，重庆地下党的一个小书店被特务破获，许多党员被捕。任达哉是其中的叛徒，他很快出卖了市委委员许建业，而许建业经受了酷刑仍坚决不屈。任达哉却迅速叛变，将重庆市委的其他成员暴露。刘国定被捕后在接受酷刑后供出了大量地下党成员，使得整个组织受到巨大打击。
徐远举与周养浩管理西南特区时，沈醉已经被调到云南，并与毛人凤保持密切联系。徐、周二人虽然名义上管理西南特区，但实际上并未能掌控贵州和云南的特务站点，因此，特区的管理始终存在名存实亡的情况。沈醉和毛人凤的联系则使得他能在复杂的组织内有效地运作。在一次调解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矛盾时，沈醉除了调解之外，还计划利用刘国定来进一步破坏云南的地下党组织。
沈醉在与刘国定的交往中逐渐感到失望。刘国定的无能让他对其产生了厌恶。在一次面见中，刘国定穿着军装，如同奴才般的态度让沈醉十分不悦，甚至对他感到“替他脸红”。沈醉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复杂的特务叛徒形象，类似袁农的历史原型。
袁农的身份与刘国定有相似之处，尤其是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军调时期担任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，期间与刘国定和冉益智等人有重叠。尽管袁农的特工技能一般，似乎他能够在多次危险中“脱险”，这让人难免怀疑其中是否存在某些隐情。
在剧集《风筝》中，袁农的被捕情节并未详细交代。剧中他被围困在小楼内，周围的战友牺牲，而他面临死亡时却无动于衷地闭上眼睛，这似乎在暗示他可能并非死于战斗，而是主动投降。沈醉的回忆中提到，许多地下党员在1949年11月27日的重庆大屠杀中丧生，而袁农显然未能从那些获得“释放”的少数人中脱身。这与《风筝》中袁农死于火海的情节相符——这正是暗示他可能早已选择放弃反抗，向敌人屈服。
从袁农的历史背景和剧中的表现来看，他的身份与刘国定的叛徒形象几乎重合，故事的复杂性也让人对他的最终命运充满了疑问。至于他什么时候叛变，是否与毛人凤有关，这些问题留给观众去思考，而剧集中也可能故意留下了悬而未解的谜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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